突出強調“精神懈怠的危險”，深意何在
梁妍慧
對于這一“歷史周期率”的認識，以往我們談得比較多的是共產黨可以打破它，因為我們是先進階級的代表，是特殊材料制成的。在這種思想指導下，一度出現(xiàn)群眾成了“阿斗”，民主變成了代替、包辦的狀況，并未化作人民當家作主之路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胡錦濤“七一”重要講話指出：“精神懈怠的危險，能力不足的危險，脫離群眾的危險，消極腐敗的危險，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”。其中，“精神懈怠的危險”被放在了第一位。“精神懈怠”具體指什么？為什么要把“精神懈怠的危險”放在第一位？從世界大視野看，“精神懈怠”會帶來哪些危害？又該如何消除呢——
胡錦濤同志在“七一”重要講話中首次提出：“精神懈怠的危險，能力不足的危險，脫離群眾的危險，消極腐敗的危險，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”。這“四個危險”論斷的提出，振聾發(fā)聵，它不僅點出了當前全黨面臨的現(xiàn)實危險及突出問題，而且是對全黨的一個莊重嚴肅的風險提示、危機提示。
■為什么把“精神懈怠的危險”置于“四個危險”的首位
“四個危險”中，“精神懈怠的危險”被置于首位。所謂“精神懈怠”，簡言之，就是一個人、一個黨，失去了信仰、目標和斗志。這對一個長期執(zhí)政的黨來說，是一個躲不開、繞不過的現(xiàn)實危險。
早在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，毛澤東就預見到執(zhí)政后黨內驕傲的情緒、以功臣自居的情緒、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、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。
新中國成立后，在短短的七年時間里，黨領導人民取得了巨大的勝利。巨大的成就與執(zhí)政的地位，“很容易使黨的干部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，滋生驕傲自滿的情緒，使黨面臨著新的考驗。”這是黨的八大對執(zhí)政黨地位的變化和可能帶來的問題作出的深刻分析。
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，黨不僅面臨著執(zhí)政的考驗，同時又面臨著改革開放的新考驗。在經(jīng)濟搞活的同時，不少黨員干部卷入了經(jīng)濟犯罪之中。對此，鄧小平語重心長地說：“這股風來得很猛。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，不堅決剎住這股風，那末，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(fā)生會不會‘改變面貌’的問題。這不是危言聳聽。”（《鄧小平文選》第二卷，第403頁）這里，鄧小平提出了會不會“改變面貌”的危言。
發(fā)展社會主義市場經(jīng)濟以來，黨領導的改革大業(yè)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，然而黨內也出現(xiàn)了一些突出的問題：一些黨員干部逐漸不思進取，好逸惡勞，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謀取私利的現(xiàn)象不斷發(fā)生，形式主義、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也泛濫開來，影響了黨群關系。對此，江澤民同志從中國歷史上一個個封建王朝的覆滅中，從世界歷史上一個個不可一世的大帝國的崩潰中，從當今世界上一些長期執(zhí)政的大黨老黨下臺的教訓中告誡到：人心向背，是決定一個政黨、一個政權興亡的根本性因素。蘇共執(zhí)政74年下臺，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和在臺灣執(zhí)政50年后失去政權，印度尼西亞前總統(tǒng)蘇哈托統(tǒng)治30年下臺，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執(zhí)政71年下臺。這一個個例證警示我們，執(zhí)政黨必須居安思危，增強憂患意識。
進入21世紀以來，黨領導的事業(yè)蒸蒸日上，我國已發(fā)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(jīng)濟體。然而，隨著改革進入到攻堅階段，各種矛盾日益凸顯，有些地方拜金主義、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在黨員、干部中呈現(xiàn)滋長蔓延之勢，導致黨群、干群關系緊張，嚴重損害了黨的戰(zhàn)斗力和影響力。對此，胡錦濤同志在2006年建黨85周年時首次提出：“一個政黨過去先進不等于現(xiàn)在先進，現(xiàn)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先進”。在今年建黨90周年時又首次提出“四個危險”的論斷，這抓住了黨建面對的現(xiàn)實，抓住了黨建中突出的問題，表明我們黨對當前黨的建設面臨的嚴峻形勢和尖銳挑戰(zhàn)有了清醒的認識，對長期執(zhí)政所面臨的客觀危險有了準確的把握。正如1945年7月黃炎培在延安與毛澤東對話時提出的“歷史周期率”所言：“大凡初時聚精會神，沒有一事不用心，沒有一個人不賣力，也許那時艱難困苦，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。繼而環(huán)境漸漸好轉了，精神也漸漸放下了”。
對于這一“歷史周期率”的認識，以往我們談得比較多的是共產黨可以打破它，因為我們是先進階級的代表，是特殊材料制成的。在這種思想指導下，一度出現(xiàn)群眾成了“阿斗”，民主變成了代替、包辦的狀況，并未化作人民當家作主之路。今天，我們認識到，無論是共產黨，還是封建統(tǒng)治者、資產階級政黨，只要長期執(zhí)政，都將面臨這樣一個變化的過程，這是任何執(zhí)政者都躲不開、繞不過的客觀現(xiàn)實。共產黨的先進之處，不在于她能夠躲開這一從“聚精會神”到“精神懈怠”的變化過程，而在于她能夠承認并面對這一客觀現(xiàn)實，樹立起強烈的憂患意識，以此為出發(fā)點和前提，找到真正實現(xiàn)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之路。
■“精神懈怠”主要表現(xiàn)在哪里
我認為，從目前黨內的狀況看，“精神懈怠”不僅表現(xiàn)在個別黨員干部身上，甚至在有的地方呈現(xiàn)出滋長蔓延之勢，主要表現(xiàn)有：
一是理想信念動搖。對馬克思主義信仰不堅定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缺乏信心。自以為有功勞、有能力、有水平，放松世界觀的改造，放松能力的培養(yǎng)。干事創(chuàng)業(yè)、拼搏進取的勁頭銳減，認為流了大汗，出了大力，該享清福了，工作上得過且過，生活上享樂為上。
二是宗旨意識淡薄。不能堅持立黨為公、執(zhí)政為民、以人為本，嚴重脫離群眾，脫離實際，言行不一，弄虛作假。對群眾疾苦漠不關心，對群眾利益麻木不仁，置群眾生命于不顧。甚至利欲熏心，見利忘義，大搞權錢交易、權色交易。
三是責任心和事業(yè)心不強。作風漂浮，相互推諉，形式主義、官僚主義嚴重，失職瀆職釀成大禍。好大喜功，急功近利，好做表面文章，搞勞民傷財?shù)?ldquo;形象工程”和沽名釣譽的“政績工程”。工作不負責任，有心思做官，無心思做事，大事做不了，小事不愿做，精神萎靡不振，辦事拖拖拉拉，整天渾渾噩噩，無精打采，缺乏起碼的職業(yè)道德。
四是組織紀律松懈。法治意識、紀律觀念淡薄，對中央政策合意的就執(zhí)行，不合意的就不執(zhí)行，搞“上有政策、下有對策”。對黨員民主權利、群眾民主權利不尊重、不重視、不落實，“一言堂、家長制”作風嚴重，習慣于命令方式、強制方式推進工作，不善于用民主協(xié)商的方式推進工作。選人用人個人說了算，跑官要官、買官賣官、拉票賄選等問題屢禁不止，失去了選人用人的公信度。
上述“精神懈怠”的諸種表現(xiàn)，其核心就是信仰危機，人生價值觀偏差，心理頹廢斗志喪失。
■從歷史上看，“精神懈怠”有哪些危害？如何消除
從歷史上看，無論國內國外，“精神懈怠”會給一個人、一個政黨帶來從驕傲自滿到個人專斷，再到喪失民心的程度不同的危害。
首先，容易滋長驕傲自滿情緒。毛澤東多次談到：在我黨歷史上，曾經(jīng)有過因為勝利而放松警惕吃虧失敗的嚴重教訓。1927年北伐軍長驅直入，使得一些同志認為，革命馬上就要成功了，舊軍閥馬上就要被打倒了，新政權很快就會建立起來了，一時勝利沖昏了頭腦，看不到新軍閥的本來面目，放松了警惕，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突然襲擊下措手不及，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，已經(jīng)發(fā)展起來的六萬多黨員只剩下一萬多。1934年第五次反“圍剿”，王明“左”傾冒險主義者認為，前四次反“圍剿”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取得了勝利，這次照樣也可以打敗強大的敵人。于是采取了與以往不同的硬碰硬的陣地戰(zhàn)，以為弱小的紅軍完全可以依靠陣地戰(zhàn)打敗強大的敵軍。結果造成了第五次反“圍剿”的失敗，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根據(jù)地喪失，紅軍從三十萬人減到三萬人左右，共產黨人從三十萬人減到四萬人左右。毛澤東多次以此為鑒告誡全黨，“小勝即驕傲，大勝更驕傲，一次又一次吃虧，如何避免此種毛病，實在值得注意。”（《毛澤東文集》第三卷，第227頁）
其次，可能發(fā)展到個人專斷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，曾經(jīng)出現(xiàn)過領袖因驕傲而產生個人專斷的嚴重危害。列寧逝世后，斯大林領導蘇聯(lián)社會主義建設以及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。在巨大的威望面前，人們自發(fā)地崇拜領袖，領袖本人也開始接受、欣賞并鼓勵個人崇拜。于是，制度上的缺失，加上思想上對個人崇拜的欣賞，使斯大林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，在黨內政治生活中造成了一系列嚴重的危害，如肅反擴大化，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等問題。
再次，容易導致喪失民心。這一點世界上一些長期執(zhí)政的大黨老黨下臺的教訓業(yè)已證明。20世紀80年代以來，先是東歐和蘇聯(lián)共產黨垮臺，后來又有一些長期執(zhí)政的大黨、老黨紛紛喪失執(zhí)政地位。這些政黨，既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政黨，也有資產階級政黨；既有發(fā)達國家的政黨，也有發(fā)展中國家的政黨；既有為民族解放事業(yè)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政黨，也有在執(zhí)政中取得過不俗成就的政黨。這些政黨失敗的原因，有其各種復雜因素，但歸根結底都與因精神懈怠而失去民心密切相關。
要消除上述“精神懈怠”的嚴重危害，我們黨只有堅持黨要管黨、從嚴治黨，才能把這種危險消滅在萌芽狀態(tài)使之不在黨內蔓延開來。對此，胡錦濤同志在“七一”講話中明確提出：“落實黨要管黨、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、更為緊迫”。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做到：從嚴要求、從嚴教育、從嚴管理、從嚴監(jiān)督。 ?。ㄗ髡邽橹醒朦h校黨建教研部教授、北京黨建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員）
